中国艺术家以强大阵容参加第48届威尼斯双年展，竟然在国内艺术界不引起什么反响，应该说是件奇怪的事情。改革开放以来（其实自本世纪初便开始），中国艺术家总有一种强烈的与国际接轨的情结，念念不忘占据国际舞台这一愿望，但是却总是事与愿违，不是被当做佐料，就是被当做陪衬，给掌握着“话语霸权”的老外拿去作点缀，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中国艺术家和艺术作品受到了老外的重视和敬佩，仍是他们按照西方标准评判的。其实这种状况并不奇怪，因为西方人有西方人的要求和做法，他们的所谓全球眼光不可能是真正“全球”的，或者说，他们的“偏心”是正常的，如果中国是世界的老大，保不定中国人比他们更加自高自大——我的意思是，当我们所处的历史前提已经确定，一切怪怨、牢骚都与事无补，你不能拔着自己的头发飞起来，就只有老老实实脚踏实地好好干。所以我不赞赏那些一方面痛骂西方人不仁不义，一方面又赖在西方躯干上大吸其血的人，这些人巴望在西方体制内立足，又大肆鼓吹民族主义和非中心主义，他们实际上是拿严肃的话题偷换成一己之私的策略；我同样不赞赏那些惰性十足不思进取，因而故意无视中国艺术应该具有国际水准这种合理的历史要求的人，他们代表了现时代乡绅和落难秀才的形象。是的，我们回避不了“国际性”这一重要话题，然而它不是靠施舍和恩赐，不是凭我们翻几个斤斗便能获得的。如果没有众多艺术家的长期努力和积累，没有在国内建立良好的艺术运行机制，不在内部发生根本性的变革，从而使艺术创作从现实存在中获取新的活力，那么，中国艺术家和艺术作品便永远是人家的佐料、陪衬及点缀。
话又得说回来，经过若干年的磨炼，中国艺术家已经变得有些“油”了，不像前些年那样将什么威尼斯展、圣保罗展或卡塞尔展之类看得太重了。原因之一是老外选择我们的艺术家和艺术作品时过于主观，甚至包藏某种私心也说不定，以致产生出对此类展事的公正性及权威性的怀疑，另外一个原因是这些展事与国内的艺术界存在着严重的资讯上的阻隔，那帮“红杏出墙”的艺术家无一例外在国内享受不到该有的尊重，有的被看作是画界中的盲流，有的毫不为人所知。例如，此次参展的二十位艺术家中，在国外走红的那几个自不必说（蔡国强、陈箴等），国内几个除张培力、赵半狄、岳敏君眼熟外，其余的确是让人陌生。如果说老外的标准是偏狭的私心的，难道我们不能说国内的艺术现状无助于当代艺术的发育成长么？一位艺术家耸着肩膀对我说，原先把那些国际大展看得非常神圣，现在看来大可不必，只要撞对了老外的口味，阿猫阿狗都可以买张机票去参加。自然，这里有个心态问题，我是说，大多数中国艺术家的内心还不具备真正的自信，他们在等待，窥视机会，蠢蠢欲动，期盼有一天“撞对老外的口味”。毫无疑问，这是典型的投机心态，在这充满浮躁不安的气氛的时代，投机是生存策略的有效手段之一，如此，对艺术的敬仰便退居其次，需要的话，艺术家可以随时抛弃任何个人观点，去迎合老外的主观的眼光，这方面，与中国电影有类似之处，将此形容为“曲线救国”或许是符合现状的。我想说明一点，我并不认为所谓“西方的标准”纯粹是霸道，老外的选择在一定程度具备些水准，从几次参加国际大展的艺术家和艺术作品判断，至少可以说不是胡闹的。如前所指，问题出在两个方面，如果说老外的眼光是偏狭的私心的，一味指责他们是没用的，老外不可能因为我们的指责而变好一些，变公正一些。紧要的是如何改变我们国内的艺术现状——从本质上改变人们对艺术的陈腐观念，从机制上形成良性循环，在心态上摆正位置，等等——只有从我们自身内部的变革入手，从自身的建设入手，才会使得中国的艺术真正地国际化，真正地具有国际化的牢固地位。
我在以前的文章中强调，在中国当代艺术的总体面貌中，“前卫”这一板块最弱最无力，而它恰恰是艺术生命力最显著的表征。我们至今没有一座现代艺术博物馆，没有提供经济保障的艺术基金会，没有强有力的展览策划机制和策划人，尽管有众多艺术家在苦苦努力，但由于他们介入社会的渠道受阻，那些可贵的东西给白白浪费了。其实，所谓的“前卫”只是一种名称，若在它的背后缺乏当代文化价值系统的有力支撑，它便只是一个名称。批评者很容易从字面上对“前卫”这一名称嗤之以鼻：这是从国外贩卖来的。不错，多少年来我们似乎一直只有贩卖的能力。在理论界，各种思潮走马灯似的流行又消失，萨特热、弗洛伊德热、尼采热、海德格尔热、后现代主义热以及后殖民主义，来得快去得也快，如涨潮退潮过后的沙滩，沙滩依旧是沙滩。因为我们被排除在理论积累的节奏之外，我们抓住的是一些碎片，一边是本土的传统的碎片，一边是舶来的人家的碎片，用一个批评家的话说，我们处在夹缝当中。如果其中包含着某种必然性，那么我们能够选择的除了耐心和努力外，还有什么呢？按马克思的观点：发达国家向不发达国家提供的，是后者未来发展的图景。即使文化的多样性再有差异，但是当代社会具有的共同的底色却无法遮蔽，除非我们故意拒绝，心安理得做井底之蛙。现实给我们以启示，尽管“前卫”（我用这个概念是为方便起见）在我们的艺术领域处于薄弱的幼稚的状态，处于一种模仿和消化的阶段，我仍要说，它是对艺术活力的解放，是希望所在。假使我们不以所谓民族化和多样化为借口，逃避创造和责任，那我们应该维护“前卫”，疏通它与社会融合的渠道，达成一种平衡的关系，并从创造的力度和深度中，寻找到自身的自信，这样，我们对那些国际大展看法也就会随之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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